关于徐悲鸿与傅抱石相识的时间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931年7月，以叶宗镐著《傅抱石年谱》（旧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为代表；一种认为是1930年7月，以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和叶宗镐改定的《傅抱石年谱》（新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为代表；一种认为徐、傅二人在1930年7月和1931年7月均在南昌相见并有交往，以拙文《傅抱石与徐悲鸿相识的时间及经过——对〈傅抱石年谱〉、〈徐悲鸿年谱〉的一点疑问》（《中国美术馆》2006年4月期）为代表。
为直入问题，这里不再引用以上各种观点的原文。我的问题是，之所以出现以上的分歧、之所以《傅抱石年谱》在新版中有如此大的改动，根本原因出在徐悲鸿的文章《对泥人感言》上。该文与本文问题相关的内容有两处：一是“去年夏间，余游南昌”；一是最后一句——“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即方还先生逝世之翌日，徐悲鸿作于宁之应毋庸议斋”。也就是说，文章写于1931年，“游南昌”自然在1930年，与傅抱石的相识亦在1930年，似无疑。以上三种观点亦均据这两处内容或定论或疑问。
但是一直有两个细节被共同忽略了：一是《对泥人感言》开头第二句：“余以本年四月一日过津，应南开大学之邀，赴往讲演。既毕，张伯苓先生谈及当年津名手泥人张事，称其艺之卓绝高妙。”二是最后之“方还先生逝世之翌日”。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相关人物张伯苓、方还，不妨对照此二人的史料作参证。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页218有：1932年3月31日，“画家徐悲鸿南下路过天津，约为南开大学作《世界美术之趋势与中国美术之前途》的讲演（《南大周刊》“副刊”第五期，4月5日出刊）”。说明徐悲鸿的所谓“本年四月一日”应该是指1932年，只是有“4月1日”和“3月31日”之差，需要进一步考证。从4月2日晨徐悲鸿返宁1来说，若演讲是在4与1日，并在演讲后访泥人张传人，似乎时间太过紧促了，故我目前更倾向于《张伯苓年谱长编》的说法。待考。【该谱4月20日条：“复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徐悲鸿，感谢其所赠绘画及在南开的演讲，并对徐在津时招待不周表示歉意，欢迎其下次来津时仍来南开大学居住。”1、徐居住在南开，提前（31日）邀约是符合礼仪的，且有演讲前预先准备展览作品之事；2、如果是4月1日上午演讲，时间也最多不超过两小时，顺便走访一下收藏者和购物，赶上下午的南下列车，也是有时间的。所以依照徐说4月1日演讲也能说得过去。这里还不妨将张伯苓的简历则要介绍一下，否则显得材料上有点单薄。】
方还（1867-1932），字惟一（一作唯一），晚号螾庵。江苏昆山蓬郎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诗人、文章家、书法家。初名张方舟，又称张方中，因自幼失怙恃，入赘张家，袭姓张，1907年还复原姓，改名方还。青年时奋励治学，1885年考中秀才，1886补廪膳生，后为例贡。清末新政期间，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教育、改革地方政治等各种社会活动。1902年，他在家乡参与创办了昆山第一所新式学校——樾阁学堂；1903年又发起创立亭林学会，仿效明末“复社”，以讲学为名，呼吁推行地方政治改革；1904年，主持创建昆山县立学校；1903-1905年间，集结乡绅同仁力阻了英人借投资修筑沪宁铁路欲图在昆山非法占地的做法，保护了国家和地方利益；1906年参与创办“昆新学会”（后改称“昆新教育会”）、“昆山商会”，皆被推为会长；同年，参与组织了“江苏教育总会”，并与张謇、王清穆等江苏乡绅一同发起招股筹筑江苏铁路事；1909年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1910年当选为清政府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爆发后，和中国同盟会会员共同成功光复昆山，被推为昆山民政分府民政长；1913年，北上担任北京师范学校校长，老舍曾于此时得其亲灸；1917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因秉承北洋政府旨意办学，为该校学生驱逐；1919年，受张謇之请，担任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与张謇、沈恩孚、黄炎培等人在扬州发起成立“苏社”，标榜“苏人治苏”，推行地方自治，后因与张謇意见不合离去；1921年，担任上海招商公学校长；1922年，任江苏省省长公署机要处秘书；1928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1932年4月病逝于南京寓所。方还以诗、文、书法三绝而名噪江南，并和北方才子方地山有“南北两方”之誉。张謇曾多有“吾文不如方还”之语。其书法以颜体楷书最为称盛。《昆山县志》、姚鹓雏（龙公）著《江左十年目睹记》、俞剑华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周邦道著《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陈玉堂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等均有记载。
又见吴本廉《追忆方还先生二三事》（《昆山文史》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市委员会文史征集委员会编，1991年）一文，对方还史料也有不少补充。方还为吴本廉祖父的好友，鉴定书画的眼力极高，吴家不少收藏是经他把眼的。方还从事政教多年，“邑内外声誉极高，晚年虽以在野之身，然其一言一行，社会影响极大。”1932年淞沪之战爆发后，方还举家去甪直避难，遇弃职潜逃的昆山县长吴德耀，“晓以大义责其失职，促其返昆主持政务，后吴氏投河自裁，邑人咸以先生大义凛然，敬仰倍加”。文章最后有“1932年先生病殁南京”之语。
综上，经历过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的方还是一定逝世于1932年的，故“四月十一日即方还先生逝世之翌日”应该是1932年4月11日，而方还去世的具体日子就应该是1932年4月10日了。事实上，徐悲鸿的文章通常是随感随写随发的急就篇，尤其是“感言”，逻辑上不太可能在事情经过一年多后再去“感言”。从时间上来看，徐悲鸿与方还的结交很可能是在1918年的北京，又很可能是同嗜鉴赏收藏这样的交集点？是因为对年长27岁、堪称道德典范、传统乡贤级前辈的敬仰，而有对其逝去的特别在意么？均待考。
那么，为何徐悲鸿会把“二十一年”写成“二十年”？曾查《对泥人感言》最初发表的《大陆》杂志原件，确为“二十年”。目前认为，出错的可能大概有二：一是编辑出版环节出错。该文发表在《大陆》创刊号上（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从编辑角度讲，非常粗糙，诸如，在目录中该文的题目是《对泥人感言 艺术谈话》，在内文便只剩下《对泥人感言》了；全刊不分栏目，甚至没有连贯页码等等。这种编辑水准，也不是没可能把手写体、竖排的“廿一” 2在同样竖排版的时候搞成“二十”的。另外，“二十”与“年”处在两列，即“二十”在列尾、“年”在列首，这或许也是容易漏掉“一”的排法吧。二是徐悲鸿自己大意之下少写了一个“一”——若果真如此，我们就把它当作徐先生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吧。似乎也只能如此了！
《徐悲鸿年谱长编》及《傅抱石年谱》（新版）的相关问题恕不一一订正，有兴趣者可以自行翻查。我只对自己7年前的文章正式检讨和道歉，此事敦促自己反省：浮躁之气须戒，竭泽而渔之工宜固，对学术研究之敬畏心、责任心要再加强！
综合目前所有材料，我的结论是：徐悲鸿与傅抱石相识于1931年7月，具体经过和交往基本赞同《傅抱石年谱》（旧版）的相关内容。
下面要谈的是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2册收录了徐悲鸿致胡适的5封信，是王震编《徐悲鸿年谱长编》和《徐悲鸿文集》遗漏的。彭飞的《徐悲鸿与胡适交游考》（《荣宝斋》2012年3期）一文关注到这5封信，并对年代做了考证3。非常幸运的是，5封信中竟有3封与本文论题有关，故录入如下：
第一封：“适之先生、夫人惠鉴：此来深扰尊居，曷胜感谢。弟偕祖望4抵津，即有南开冯、黄两先生相迓导居大学客馆中，一切平安，请释念。此时晨餐已毕，祖望便将去中校5。匆匆报闻，且俟续告。适之先生大著伴我长途，尤感。敬颂俪福。悲鸿拜启。卅一日。行前未能一别小三6，良疚于怀。”
第二封：“弟二日晨安抵南京，内子亦先一日由宜返寓，大小无恙。适之先生出院消息带至此间，故人均慰。昔津有泥人张者，其艺脍炙人口，令弟向往。此次以张伯苓先生导游，得见其杰作数种，倶简雅生动，信乎名不虚立。弟购得其令嗣某君所作天津风俗人物、僧侣六种，倶写实精到，几乎神妙。人既指为匠工，彼亦不敢自傲，而不知其为至人绝技也。途中有大著作伴，豁人蒙蔽；间览春色，及孟子生地，方见柳绿，过徐州，始遇桃花，江南则灿若云锦矣。适之长北大之说，颇为可信，中大则已定陈大齐7先生云。敬祝适之先生、夫人丽福。小三想已痊愈。悲鸿。四月四日。此函托老谢8带平，因省费亦经济时间。内子并向夫人拜谢所赐。”
第三封：“适之先生赐鉴：友人之自北平来者，辄言足下起居无恙，至慰远念。昨日郭君子杰9来，言德普鲁士学院选推足下为会员，实至名归，曷胜庆贺。此间待叔永任10先生之来，有如望岁，足下盍为中大促之。敬颂俪祺。夫人万福，小三在念。悲鸿顿首。六月十二日。《狮子猫》11亦未尝忘之，并拟不日写寄。”
彭飞将第一封和第三封考订为1932年，将第二封考订为1931年，而其考证第二封信的最重要依据竟然也是“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即方还先生逝世之翌日，徐悲鸿作于宁之应毋庸议斋”！
后两封信中均提到的胡适之病恙，是指胡适于1932年2月中旬所做的盲肠手术，因手术出现小的医疗事故——伤口内存留一根棉纱，而致伤口久不愈合，住院竟长达45天，将小病弄成大病，不仅自己受罪，也令很多友人牵挂。这等“罪”胡适只在1932年受了一次，而不是1931年和1932年接连受两次。再说，出现在第二封的“适之先生出院消息带至此间，故人均慰”和第三封的“足下起居无恙，至慰远念”，难道不显然具有对同一件事的前后连贯性么？而第一封的“适之先生大著伴我长途”和第二封的“途中有大著作伴”，又难道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么？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硬性拆分这种逻辑性，陷入以错误的“证据”导引出错误结论的陷阱！
“二十年”这样一个错误或“玩笑”竟至影响了这么多人的判断，是令人感慨的！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是当事人落在白纸黑字上的证据，我们假定或预设了它的确凿！这警示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材料——当事人是可能出错的，报纸杂志也是可能出错的，更不要说亲人、朋友、学生等等的言论。对材料的挖掘是重要的，但对材料的辨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说，材料常常是“陷阱”。同样落入过这个“陷阱”的我，愿与同道共勉。
癸巳初秋晴窗前，天高云淡
1 据1932年4月4日徐悲鸿致胡适函，下文有详细解释。
2 “廿”在行书书写中通常写作“卄”，徐悲鸿的书写中绝大多数即是如此，似更易将“廿一”错成“二十”。
3 这5封信均只有月、日，无年份。
4 即胡祖望（1919-2005），胡适长子，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初中。
5 即南开中学。
6 即胡适幼子胡思杜（1921-1957），当时10岁，甚得胡适夫妇宠爱。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未跟胡适去台湾，后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表现积极，曾于1950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1957年“反右”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
7 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专长普通心理学，做过北京大学教务长、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等。
8 有可能是谢寿康（次彭），天狗会老大。
9 郭有守（1901-1978），字子杰，四川资中人，张大千表弟，留法经济学博士，在巴黎留学期间与徐悲鸿、张道藩等组成“天狗会”。曾任国民政府四川教育厅厅长，国民党迁台后，曾任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处参赞、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1966年投奔大陆，并发表了《起义声明》，1978年病逝于北京。其妻杨云慧为杨度长女。
10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化学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其妻陈衡哲（1890-1976）为新派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公派留学生、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教授，笔名莎菲，与胡适有超出一般的友情。胡、任、陈三人之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胡适于1920年曾专门写过一首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应该是当时中央大学有聘请任氏任教的愿望。
11 徐悲鸿于1934年冬兑现了对胡夫人江冬秀的这一承诺，该狮子猫不仅是胡夫人所爱，亦是亡友徐志摩最爱，因此该作满含怀念、寄托之意，胡适亦于1935年题新诗《狮子》于其上，共同表达了对徐志摩的思念。
